奥运赛程已经过半，对于许多人而言，“什么是奥运的乐趣”是个答案再明显不过的问题：比赛、看比赛、报道比赛……总之，一切乐趣似乎都应来自于赛场，来自于竞技本身。

其实奥林匹克运动自诞生的第一天，就不仅仅是一项竞技，而更是为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的平台，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找到属于自己的奥运乐趣，而这种乐趣并不一定仅来自于赛场和比赛本身。

据媒体报道，来自江苏徐州的农民陈冠明不但骑着三轮车走遍全国宣传奥运，还在奥运开幕前夕特意赶到北京，开始在鸟巢外义务拣拾垃圾，用这种特殊方式为“绿色奥运”作贡献，别人说他是“奥运狂人”，他却乐在其中。

难能可贵的是，陈冠明老人并未借此吸引眼球或寻求赞助，而是以此表达自己对奥运的特殊关注，寻找自己独特的奥运乐趣，换言之，他是用这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参与到奥运之中。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奥运乐趣。

在奥运历史上，这种用自己独特方式寻找、享受奥运乐趣的人物比比皆是，有的人专门收集奥运海报，而且专门收集实贴的那种，为此每届奥运都不惜一切赶到赛地，却并不在意是否能买到一张门票，看到一场比赛；有的人对奥运圣火情有独钟，绞尽脑汁将东京奥运的圣火火种带回家乡，并锲而不舍地保存几十年之久，在别人看来，他们的做法有些怪，有些迂，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奥运的快乐本就既可以在场内，也可以在场外，关键在于，这是他们所独有的、对奥运的参与，对奥运快乐的享受。

在本届奥运开幕前，许多外国朋友也用不同方式表达对北京奥运的支持，并通过不同方式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都有一些朋友不怕路途遥远，从当地骑车一万多公里奔赴北京；法国一位不知名的小姑娘热衷于为奥运写歌，还大方地跑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演唱；法国巴黎高等矿业学校教授菲利普.福斯更从3月7日起就从巴黎协和广场出发，每周跑6天，每天跑80多公里，最终于8月14日跑到北京，不但错过了开幕式，而且抵达当天适逢暴雨，他被淋成落汤鸡，但他却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快乐，不顾辛苦登上慕田峪长城，高呼“我跑得比长城还远”，为了这次圆梦他耗尽4年假期，却只在北京待了短短4天。对于这些朋友而言，奥林匹克是一种感受，是一种乐趣，但赛场内的乐趣显然还比不过赛场外，因为他们通过这些身体力行的活动，结实了各国的朋友，感受了不同的风俗，这一切都正是奥林匹克所提倡的，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体现，更重要的，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奥运快乐。

当然，寻找属于自己的、特别的奥运快乐，未必需要像前面那些朋友那样大动干戈，给当地报刊写一篇感想文章，为陌生的外国朋友指点一下路径，收集几张奥运实寄明信片，都不失为参与奥运的独特方式，都有可能从中寻到专属于自己的一份奥运快乐。在奥运场馆周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外朋友忙着交换奥运纪念章，这些“换章族”有些已跑过多届奥运现场，许多人甚至“只交换、不买卖”，这何尝不是一种特殊的奥林匹克经历？这何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奥林匹克乐趣？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奥林匹克乐趣，也许远在天边，也许近在眼前，关键是，要有心。

——交易要做，面子也要保，偷情自然不可避免

8月14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美国和利比亚签署了一项协议，据阿尔及利亚媒体披露，协议内容主要为，利比亚同意向1986年苏格兰洛克比坠机事件中美籍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金，以换取未来在相关起诉中免于被追究。

这项协议是2003年，卡扎菲高调放弃核计划，以及美国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利比亚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重要步骤和标志，理应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但令人诧异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项外交活动，却被双方弄得仿佛地下交易一般：利比亚方面承认有这样一项协议，却不肯透露协议细节甚至内容；美国方面同样沉默是金，但——据利比亚当地信息机构JANA透露——在8月13日向的黎波里派遣一名高级特使，携带了一封布什总统的书信，信中对两国关系的进展“表示满意”。

对于布什而言，在任期的最后阶段获得一份对“流氓国家”的外交突破，显然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原本这一目标首选是朝鲜，但从目前的形势看，捉摸不定的朝鲜半岛形势并非美国所能把握，而相对而言，卡扎菲这张牌虽然老套却有把握得多，虽然缺乏轰动性，也终究算得上一个阶段性外交成果；而对于卡扎菲来说，免于起诉并不值钱（民事法庭的起诉对他并不构成实质性威慑），但另外的外交红利就值钱得多、重要得多，据JANA透露，这个红利可能是赖斯、甚至布什在任内对利比亚的访问，这对于渴望地区盟主地位的卡扎菲而言显然有极大吸引力。

问题是这个两全其美的交易却没法拿上台面。

对于美国而言，以民事司法豁免来换取外交权益，是颇有些不合章程、名不正言不顺的，但非如此便无法构架交易的平台，一切都无从着落；对利比亚而言，红利固然诱人，但用赔款换取民事起诉的豁免，也的确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交易要做，面子也要保，本应风光体面的婚礼，结果却变成心照不宣、眉来眼去、一切尽在不言中的一出偷情，也便不足为奇了。

既然是偷情，那便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一朝拥有，双方所看中的，自然是即期兑付的红利。对于布什而言，任期已近尾声，任何长远的考量对自己都无实质意义，更何况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打交道，任何仪式或文书范畴的东西，并不一定比君子协定更可靠；对饱经沧桑的卡扎菲而言更是如此，他渴望的就是红利，如此口头一诺，兑现了便赚到一票，纵使跳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又能有什么损失。

二人相比，布什也许是更急切的一个，他自然希望一切都在任期结束前圆满，而卡扎菲则相对轻松，他自不必去考虑什么任期问题，而且他还不算年迈，身体也还健康，对这段偷情，他可以迎合，可以半推半就，也可以沉默是金。

偷情未必就产生不了结果，但对于美国和利比亚这对怨侣而言，修成正果的难度恐怕不是一般的大。

在奥运会上，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冠军和明星，观众们总在为胜利而喝彩，有没有人会为失败而欢呼？

有。8月13日，男子100米自由泳预赛第二组，毛里求斯选手盖尔.亚当在仅有4名选手的小组里游了个第三，成绩是糟糕的52秒16，被毫无悬念地淘汰出局，但爬上岸的亚当却振臂欢呼，不仅如此，消息传到队部、国内，几乎所有的毛里求斯媒体和观众都为他而激动、喝彩。

亚当如此高兴、激动，是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奥林匹克之梦。这位在法国布列斯特一个业余游泳俱乐部训练的毛里求斯小伙，此次奥运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水立方打破个人最好成绩 54秒55，如今自己虽被淘汰，但梦想却得以实现，而且成绩提高了足足两秒半，他当然有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

他的国人如此高兴、激动，是因为亚当不但实现了自己的奥林匹克之梦，也创造了毛里求斯的历史：他把由克里斯托弗.利姆保持多年的原毛里求斯纪录52秒35提高了0.19秒之多。虽然因实力原因，取得长足进步、创造历史的亚当仍然名落孙山，但毛里求斯人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的运动员感到高兴。

众所周知，“更快更高更强”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口号，但这绝不意味着，奥林匹克运动是一项单纯追求锦标和金牌的竞技活动，其所追求的是胜利，但胜利并不单纯意味着冠军，挑战自我，打破自身极限，发挥最大潜能，才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精髓与核心。

毛里求斯是个弹丸岛国，面积仅204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120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一个区的人口多，国内游泳设施匮乏，运动水平也较低下，亚当是凭借国际奥委会提供给体育运动不发达国家的外卡才得以参赛，由于国力和名额的关系，他连教练都没有跟来，在这种困难的境地面前，他不悲观、不退缩，而是务实地制订属于自己的奥运目标，并竭尽全力去争取目标的实现，最终超额完成了既定目的。从锦标的角度讲，亚当是失败者，但从奥林匹克精神的角度，他千真万确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胜利者。

事实上就在这个100米自由泳项目上，奥运会历史上还曾涌现过更慢的“胜利者”：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此前从未见过标准泳池的赤道几内亚选手埃里克.莫桑巴尼，用狗刨式花了1分52秒72顽强游到终点，创造了自己游泳史上第一个标准50米泳池纪录，在比赛全程得到现场观众、甚至其它选手的起立鼓掌，并像英雄一样凯旋，最终成为奥运会名人，和明星、冠军一起载入奥运史册。

“更快更高更强” 不仅仅意味着金牌，实现奥运梦想，战胜自我极限，同样是奥林匹克的胜利。冠军通常只能有一个，但对极限、对自我、对奥林匹克之梦的挑战，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在北京奥运的激流回旋男子皮艇比赛中，名不见经传的多哥选手布克佩提出人意料地夺取铜牌，而且若非他经验不足，关键时刻出现细微失误，名次可能还会更进一步。

一枚铜牌，对于夺取金牌如探囊取物的中国而言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多哥和布克佩提本人则意义实在重大。

由于不堪回首的殖民地历史，参加奥运对于许多非洲国家，不仅仅是体育竞技，更是难得的在国际舞台展现自己形象的机会，因此即使实力不足，甚至只能派出“举旗选手”参加，他们也会竭力不让自己成为奥运缺席者。多哥国小（面积56785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民贫（年人均GDP357美元，排世界第193位），体育竞技水平一直不高，自1972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以来，一直以这种“重在参与”的态度出现，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7届奥运他们颗粒无收，不要说奖牌、积分，甚至连一场胜利、一个小分都没捞到，2004年他们才第一次有选手在非轮空情况下闯入第二轮，如今竟夺得一枚铜牌，这对于多哥而言可谓喜从天降，消息传到国内，许多人自发上街庆祝，甚至结队为布克佩提祈福，可见这枚奖牌对多哥人而言，有怎样的分量。

作为布克佩提本人，能获得一枚铜牌，同样付出了他人难以想象的代价。鲜为人知的是，上一届奥运，为多哥获得奥运史上唯一一场胜利的也是他；更鲜为人知的是，他是在克服了异乎寻常困难之后才获胜的。

他是出生在法国的多哥移民，上届奥运，他还只是个在学校“玩票”的业余选手，当他决定代表多哥参赛时，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只能自己凭私人关系从一个赛艇俱乐部借了一艘比赛艇赴雅典参赛，由于租不起雅典方面提供的练习艇，又因怕损坏赔不起，不舍得动用比赛艇，他不得不放弃适应场地的赛前训练（而这对激流回旋这种场地要求极高的项目实在非常重要），以至于“布克佩提失踪”成了当年奥运村一个不大不小的爆炸性新闻。最终，他依靠顽强拼搏在狂风暴雨中冲进了第二轮，却因为缺乏场地适应未能有更多斩获。

也许因为曾在多哥生活、工作，我曾因偶然的原因拜访了布克佩提的博客，和他在网上有简单的交流，他告诉我，虽然条件依然艰苦，但已比4年前好得多，因此他一定会在北京奥运力争突破，我曾祝福过他，如今他真的成功了，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记得在交流中他曾说，他希望自己能获得成功，并借此在多哥国内推广皮划艇激流回旋这项运动。他获得铜牌后，多哥国内陷入一片狂喜之中，但狂喜之余，当地媒体也指出，多哥全国竟没有一处开展这项运动的合格场地，皮划艇运动对于多哥这样的非洲小国、穷国，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一次胜利，一枚铜牌，对于强国、大国而言不过淡淡的喜悦，但对于多哥这样的国家，对于布克佩提这样默默无闻，却有着不平凡奋斗经历的运动员而言，却是足以令他们终身难忘的大事。

奥运女篮比赛已打了两轮，首次出赛的马里女篮两战两败，第二战47：81输给劲旅捷克毫不足奇，首战在前三节落后19分情况下奋起直追，险些掀翻世界排名高出自己15位（16对31）的新西兰，却让人们刮目相看。

上个月，由英国路透社记者制作的一段视频在YOUTUBE播出，引起不少反响，视频里，一群马里姑娘在首都巴马科的一个露天球场一板一眼地训练、比赛，渴望着出头的一天，球场的两个篮球架只有一个相对完好，另一个已开裂了两处，地上甚至没有水泥，每拍一下球，都会扬起很大的尘埃。

这一幕对曾在马里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我，是再熟悉也不过，那个篮板裂了两处的篮球架，在巴马科已算奢侈品——因为它们至少还有球网，更多的马里少年只能在破旧不堪的、没有球网甚至没有篮圈的篮球架下圆他们的篮球梦。

马里人是非洲平均身高最高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苏丹），巴马科大街上，身高超过一米九甚至两米的男性、超过1米八五的女生比比皆是，被认为是非洲最适合篮球运动的民族之一，中锋萨马克曾效力于洛杉矶湖人等NBA球队，19岁的前锋库里巴里也被NCAA劲旅北卡罗来纳大学选中，还有许多球员在法国、西班牙等欧洲联赛效力，女球员方面，此次参加奥运的9号队长哈姆切杜.梅加.巴效力于WNBA的休斯顿彗星队，还有一些队员为国外一些大学打球。

但和男孩子相比，在马里，女孩子从事篮球运动更为不易。马里是穆斯林国家，不少家长觉得让自己女儿穿着背心短裤抛头露面“不雅”，还有些家长唯恐女儿因篮球运动变成“肌肉女”而嫁不出去，因此对女孩子打球多加阻挠。然而马里女孩的篮球兴趣却与日俱增，我在巴马科时，几乎每天都能看见路边黄土球场上打球的女孩，虽然球技拙劣，但举手投足都十分认真勤勉。

马里是个穷国，人均年收入仅290美元，很多人家买不起篮球，我经常看见一些玩球的女孩子，只能玩富人淘汰下来的破球、橡胶球，甚至只能用来练习投篮的手缝布球，一些稍稍正规、担负培养篮球苗子的业余俱乐部倒是有篮球，但场地依旧是黄土的，不用力拍，球就弹不起，以致小队员的动作往往都是变形的、不规范的，因为规范的动作根本用不上。很多这种业余球队全队只有5、6双球鞋，换人时往往必须连鞋一起换。

国家队的待遇当然要好得多，她们得到一些资助，可以去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集训，2007年，她们以大黑马的姿态击败训练条件好得多的塞内加尔队，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奥运入场券，为此她们赢得了每人一幢住房和一笔“不低于2000美元”的奖金，这在马里这个穷国，可谓惊人的奖励，教练鲁伊斯和队长梅加称“那一刻全国都为我们感到骄傲”，他们都希望，通过进军奥运，能让女子篮球在马里赢得更好的生存权。

但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她们靠成绩赢得更多理解和尊重，但在马里，她们甚至很少得到“在地板上和室内打球”的资格，道理很简单：整个马里只有一座可以打篮球的体育馆：马里国家体育馆，而这个体育馆不仅要优先安排重大活动、男篮训练，还要经常封馆维护。

我的一个马里老朋友曾在美国、法国住过很久，思想也颇开通，但就是不让女儿玩球，因为对于女孩子在露天土场“拍球”，心里总有些疙瘩，但当被问及，如果场地条件较好，他会否网开一面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问题是，谁来为马里这样的穷国修几座体育场？

法国、中国等都曾为马里援建过体育设施，近10年来，中国为马里援建了3座体育场，但这些场地几乎都是比赛用的，一般人用不起、用不上，区区3、4座体育场对一个拥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无疑是太少、太少了。

YOUTUBE上显示的土场，篮筐上有防治艾滋病组织的标志，事实上，这个场地以及分布在马里全境的50座场地，都是国际防治艾滋病系统工程的一部分，这些场地数量、质量均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但不可否认，它们的存在，让更多的马里男孩、女孩有了接触篮球的机会。

谁来为马里这样的穷国多修几座篮球场呢？不需要玻璃钢篮板，不需要看台，只需要木架、篮筐和水泥地面，就能给那么多的当地青少年带来希望和快乐，何乐而不为呢？

刚刚结束的女子10米气手枪颁奖仪式上，出现了感人的一幕，获得铜牌的格鲁吉亚选手萨卢克瓦泽和获得银牌的俄罗斯选手帕杰琳娜，不顾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在领奖台上相互祝贺，热烈拥抱。

两位选手用真诚的语言告诉在场的记者和观众，她们渴望和平，憎恶战争，更不希望和平被某些政治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破坏。而在这两位选手向全世界展现对和平朴素向往的同时，在遥远的南奥赛梯，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自奥运开幕当天所爆发的武装冲突战火正炽，已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有大批难民流离失所。

众所周知，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源起，正是为了既满足人们通过强健体魄进行竞技、角力，追求荣誉和欢呼的愿望，又避免他们因这一愿望发动征服和战争，反应了人类对和平的渴望，在奥林匹克期间休战，成为约定俗成、神圣不可侵犯共识，任何违背者都将受到严惩和鄙夷，违反这一协议的斯巴达就曾遭到严厉的惩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同样与和平、反战密不可分，1993年10月25日，121个国家在联合国签署《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并宣布次年为“国际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年”，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在每届奥运会开幕和闭幕前后各一周以及奥运会期间实行休战，此后历届夏季、冬季奥运前夕，都会通过这一决议，迄今已是第八次。

自此以后，在奥林匹克运动期间休战，成为全世界广大爱好和平国家、民众的共识，这一共识曾让酣战中的萨拉热窝在利勒哈默尔冬奥会期间枪炮齐喑，曾令剑拔弩张的美国在长野冬奥会前被迫搁置轰炸伊拉克的念头，此次北京奥运前夕，大多数国家也同样保证遵循奥林匹克休战的精神，包括此次发生冲突的两国。

虽然，区区一个奥运会，短短一个多月的停火，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的种子，但这种停火却能给渴望和平、安定生活的全世界民众带来一丝安慰，一丝曙光，正如联大第五十八届会议主席、圣卢西亚人朱利安.罗伯特.亨特所言，“尽管世界上的冲突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止,但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十六天内保持和平，那么也许——仅仅是也许，我们将永享和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南奥赛梯的冲突由来已久，矛盾盘根错节，这些都不是奥运停火所能解决的，但如果连庄严的奥林匹克休战都不能遵守，那么谁又能再相信，这块饱经忧患的土地还能看到和平与和解的曙光？如果连庄严的奥林匹克休战承诺都要违背，那又如何让战火中的当地各族民众相信，和平是可以期待的，安宁的生活是可以重现的？

当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北京，投向赛场上的竞技，当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两国运动员在赛场上公平竞争，在领奖台上共同为和平祝福之际，在遥远的南奥赛梯，战火正炽，连兵方酣，冲突各方都没有歇兵罢手之意，当地民众仍要饱受兵焚战祸之苦，此时此刻，他们和领奖台上的两位选手一样，渴望停火，渴望和平，渴望和全世界其它地方的民众一样，能有一片平安收看奥运转播的净土，能回到从前安宁的生活。

也许奥运休战并不能解决彼此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但至少是一种善意的互动，是和平解决的可贵而勇敢一步，如果连这一步都吝于跨出，那么和平将注定遥不可及，而这是领奖台上的两位选手、冲突各方的军民人等，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决不愿见及的。

停火吧，以奥林匹克的名义。

据媒体报道，奥运期间，部分北京四合院将作为“奥运人家”对外国游客开放，许多外国游客将作为普通北京市民的客人入住传统的四合院，感受真正的北京民居生活，体验独特的北京民俗文化。

这种利用民居接待、分流大型活动观众、游客的做法，在国外是司空见惯的，此举既可以缓解赛会期间酒店、宾馆的接待压力，又能够充分挖掘新的旅游资源，近年来越来越风行。北京旅游部门的这一做法，可谓与国际潮流接轨。

奥运会是竞技比赛，更是全世界友好交流的大舞台，赛场上的较量，对锦标、成绩和明星的追逐，仅仅是奥林匹克的一个侧面，来自全球四面八方的人士利用这个机会欢聚一堂，不同种族、宗教、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了解，是奥林匹克更大、更深远的意义。作为东道主，利用“奥运人家”这种特殊形式，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深入了解中国、北京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从而对中国社会产生更直接、更客观的印象，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众所周知，由于准备充分，奥运期间北京宾馆、酒店业的接待能力十分充足，选择“奥运人家”的外国朋友绝非因找不到旅馆，而在民居将就，而是为了更直接、更深入地了解原汁原味的北京民情。中国是开放的，中国社会是胸襟坦荡的，中国和北京的老百姓是热情好客的，只要组织有序，管理得体，引导得当，让“奥运人家”真正“人家”化，让外国朋友感受到真正的北京，真正的奥运，真正的奥运中北京，让他们近距离、零距离地和普通中国人互动、交流，感受真正中国社会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苦辣酸甜，所起到的效果，恐怕胜过无数精美的宣传手册和苦心孤诣的千言万语。有关方面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真正体味开放“奥运人家”的初衷，不要让乘兴而来的外国朋友，在“奥运人家”里仅仅感受到“消毒”后的民俗。

在国外，类似的家庭式住宿接待，其价格均要明显低于普通宾馆、酒店，仅比帐篷营高一些，我们看到，此次“奥运人家”每天的接待标准为50-80美元，和高档酒店相比，可谓价廉物美，但和国外的价差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奥林匹克决不仅仅是富豪的盛会，而是全球所有人的嘉年华，历届奥运，都有许多来自各国的普通人、甚至穷人，采用开车、骑车甚至步行的方式赶到赛场，亲自体验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快乐，并感受东道主的热情和民俗，“奥运人家”这种独特的接待方式，不仅应给更多外国朋友以新奇，更应给他们以应有的方便、实惠。

北京奥运准备期长达数年，但会期却只有短短的20多天，而中国的好客、北京的开放，却不应随着奥运的落幕而有所减弱。在国外，类似的“家庭旅馆”并非仅在大型活动期间才有，平时也遍地开花。已经开放20年的中国，物阜民丰，各地风俗、人文差异很大，仅仅在奥运期间、在北京开放“奥运人家”，显然应该只是开放的第一步，应在此基础上，逐步敞开全时段、多地域的“民俗之家”、“中华之家”。

“奥运人家”此时此刻早已宾客盈门，热闹非凡，希望这种特殊的接待形式能促进中外交流的深入化、常态化，也希望“奥运人家”真正“人家”化。

7月30日，土耳其宪法法庭经过3天激烈争论，以7：6一票之差，惊险地否决了对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的取缔诉讼，这项诉讼是今年3月，由土耳其首席检察官提出的，理由是AKP涉嫌“违反宪法精神”，试图建立伊斯兰政权。

虽然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曾有20个政党被宪法法庭以类似罪名取缔，但对执政党提出这一指控却是前所未有的。土耳其自凯末尔以来，一直奉行“世俗化”原则，主张建立政教分离的世俗民主政体，AKP在历史上曾经奉行温和的伊斯兰主义，但自2002年第一次执政以来，其宗教色彩已大为淡化，2007年更以47%的选票高居各党之首，成功赢得选战。正因如此，自3月起诉以来，该党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强调，AKP已摆脱过去的窠臼，对他们的起诉是不公平的。

然而AKP的辩解，以及总理埃尔多安的温和姿态，似乎并不足以打消反对派的疑忌。今年2月9日，AKP凭借议席优势，在国会大比数通过决议，允许女生在大学里戴面纱，此举被反对派解读为对凯末尔主义的正面挑战，一场政治斗争随即拉开帷幕，并最终闹上了宪法法庭。

应该看到，尽管表面看来，7月30日的胜利者是AKP：取缔要求被驳回，禁止总统居尔、总理埃尔多安等该党几十名领导人5年内参政的要求更未被接受。然而宪法法庭仍然裁决，将AKP年度经费减半，这无疑是对该党从政治影响力和经济运作能力两方面的双重打击，正如首席大法官科勒奇所言，这一判决无疑是对执政党的“严重警告”。

宪法法庭的这一微妙立场有其深刻背景。长期以来，AKP对宪法法庭过大的权力一直表示不满甚至不安，屡屡做出修宪尝试，试图削弱该法庭权力，而“面纱决议”的强行通过，又让法官、检察官们真切地感到，AKP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的确有这种能力，正因如此，自起诉至裁决，一种对AKP不利的氛围一直在宪法法庭挥之不去。然而法官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凯末尔主义的维护者，必须在“世俗化”和“民主化”这两大基本点间的平衡木上保持平衡，而有“反世俗化”可能的AKP却恰恰是“民主化”的产物和胜利者，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均来自选民的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们显然只能继续走平衡木：让AKP过关，可以宣扬自己“民主的胜利”，同时亮出一张醒目的黄牌，让世俗主义者可以欣慰于，在这个凯末尔的国度里，AKP还不能予取予求，随心所欲。

对于议会对立的两派而言，这种政治平衡木怕也是不能不继续往下走。反对派自然一心要将AKP掀下马，然而取缔案功亏一篑，对方主要领导人一个个全身而退，若继续僵持，最终的结果恐怕只能是出发大选，而两次选举一次惨过一次的失败，又让他们不能不权衡利弊，有所顾忌；AKP固然熬过一关，并且握有全国广泛的选票支持，但从近几年的政治较量中他们也深深感到，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在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中，政治世俗化是绝不可能后退半步的底线，面纱入大学固然弄出轩然大波，总理夫人戴面纱的个人习惯也会被扣上“反世俗”的帽子，因此他们不论欢呼“民主胜利”，或指责起诉是“对民主的挑战”，同样是有分寸、有保留的。

一方怕“反世俗”之嫌、一方怕“反民主”之讥，正可谓麻杆打狼两头怕，土耳其的政治博弈，也便只能在世俗和民主间的平衡木上摇摇晃晃地走下去。经此一役，不论是AKP修宪的企图，或反对派封杀执政党的尝试，恐怕都要暂时偃旗息鼓，以待时机了。

问题是国内和国际上都已对这种平衡木表演感到不耐烦。土耳其股市已因此次公案发生剧烈动荡，国内更接连发生几次暴力事件，而欧盟和土耳其的关系，以及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努力，恐怕也将因此受到影响。

如果说世俗化和民主化是凯末尔主义、也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基石，那么踏在这两块基石上的对立双方在博弈的同时，应时刻牢牢记住一点：可以不相信对方，但绝不应放弃对这两块基石的信任和信心。

索尔仁尼琴去世了，8月3日晚，这位有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诸多光环、却也带着形形色色异端帽子，被包括许多朋友在内的各色人等争议不绝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中风与世长辞。

提起索尔仁尼琴，人们会自然而然想到很多东西：苏联帝国的瓦解、劳改营、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反思、《古拉格群岛》以及他在西柏林创办的、被称为“俄罗斯流亡作家大本营”的《大陆》季刊，支持他、欣赏他的人称他为“俄罗斯的良心”，推崇他对前苏联弊端的辛辣讽刺和无情揭露；而反对他、质疑他的人却认为他是“捣毁苏联大厦的帮凶”，甚至有俄罗斯作家认为，他“在劳改营里养成一种为求得生存和进行报复而不顾一切、蛮不讲理的心理”，并因此“构成了他个人和俄罗斯的悲剧”。

这些欣赏或质疑，许多都下意识忽略了一点，即这一切都是附着的、他人强加的，而索尔仁尼琴本人在他还是一个从劳改营走出的、业余从事写作的小城市普通教师时，在他写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同样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处女作时，他不可能预见到自己后半生的坎坷，会比经历了战火、炼狱的前半生还要多得多，更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一枝笔，最终竟会成为冷战双方着意的利器，甚至被认作掘开苏联龙脉的铁镐。

谁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索尔仁尼琴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勤勉的作家。从处女作到人生的最后几部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历经褒贬荣辱，但几无一部脱离现实，向壁虚构，而都是作者本人对现实、对社会的理解、感悟和描述——尽管这种理解、感悟和描述不可能都是客观的、正确的，但谁也无法否认，那正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声音。

他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几乎涉猎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絮絮不休地提出各种批评，最终把自己同时送进地狱和神坛，在他88岁的人生中，尤其在他从事创作的后半生里，由于他本人所无法控制的原因，接触苏联社会各层面的机会并不多，1974年后更游离祖国长达20年之久，这却正是他创作生涯的巅峰期，正如波兰作家康布罗维奇所言，他“浪费了一个作家的宝贵创作生命”。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曾指责他的作品“政治高于艺术”，“在走出文学圈子后便再未能走回”，然而这种指责显然是不公平的：在那个时代里，或者在任何时代里，又有几部时代巨著的书页里，不饱蘸着“非文学”的养分？说到底，文学只是一个载体，如果从一部小说里只能看到小说，那么这部小说的价值可想而知。

他的问题在于，早年积累的社会养分，在长期高产创作下消耗殆尽，而与本土隔绝的生涯又让他难以汲取新的养分，《古拉格群岛》等一大批伟大的作品均脱稿于流亡前后，而无论是《不要靠撒谎活着》或《倾斜的俄罗斯》，均未能达到此前所达到的高峰：不论褒贬，都不足以和《古拉格群岛》等作品相比拟。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虽然常常引起争议，但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却出奇的公允：他拥有“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的确，如果仅仅将他看作一个前苏联异端作家，那么不论您的立场如何，都很难作出精准的评价——先驱或叛徒，勇士或逃兵；但如果您把他看作一个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关心时务，热爱民族，笃信东正教，对土地和农民有与生俱来的真挚情感，那么您就很容易理解他的笔，他的思想，以及他永远的反对派形象。

他抨击前苏联的弊端，对社会主义提出种种责难，出发点是“原俄罗斯”的，因为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俄罗斯传统的异端；他在美国客居，却抨击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实利主义，出发点也是“原俄罗斯”的，因为他认为俄罗斯自己的传统，要比这些舶来品更优越、更符合俄罗斯利益。他在苏联解体后重返俄罗斯，创作了著名的“政论三部曲”，对俄罗斯的命运、民族性和未来作了一系列深邃思考，这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言，是“悟以往之不谏”，是对过去言行的“忏悔”，而同样是处于一个俄罗斯传统知识分子关注社会、关注俄罗斯命运的立场。索尔仁尼琴何尝变过，不断改变的只有世俗的眼光，以及逝者如斯的社会潮流罢了。从索尔仁尼琴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当年十二月党人的影子，他的愤怒，反权威，勇于思辨，都与十二月党人们一脉相承，也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最后一个十二月党人。

作为一个历经坎坷的笔耕者，一个富于俄罗斯传统、关注俄罗斯民族命运的老式知识分子，他抨击过斯大林主义，抨击过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预言过社会主义在俄罗斯“行不通”，也毫不客气地抨击收留他的西方制度，甚至同样不客气地抨击欢迎他回国的叶利钦及其权贵，他丰富的经历，饱满的学识，犀利的思辨，足以让他领悟这些主义中的弊端，让他成为一个“狼一般的”批判者。然而作为一个长期流亡的海外作家，一个把大量时间用于笔耕，却得不到更多和本民族社会各阶层广泛、深刻接触机会的人（尽管他是如此地热爱这个民族），他又实在无力拿出自己的救市良药，只能如旧俄的许多传统知识分子，和许多同样富于理性、热情和干劲，却也同样对社会时弊浅尝辄止的十二月党人一样，乞灵于故纸堆里的现成方略，主张反威权的他，所拿出的替代方案居然是“东正教的核心”；抨击前苏联计划经济和叶利钦激进市场改革的他，给出的答案竟是“回归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也就不足为怪了。

十二月党人未能让俄罗斯走入现代化，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们的纪念和崇敬；同样，“最后的十二月党人”索尔仁尼琴尽管集荣辱赞弹于一身，也并不妨碍他成为俄罗斯当代文学史上最响亮、最璀璨的姓名。他是传奇，是改变许多历史进程的人，从这一点上，他已经超越了十二月党人前辈。尽管，那些因他的笔而发生的家国巨变，许多都非他所料所愿；尽管，在他作品中不厌其烦推崇的、那些他所料所愿的“俄罗斯社会变革”，却反倒几乎一样都没有发生过。

——抹去15个零只不过是一个不算高明的街头魔术，既不能改变市场供应不足的现状，也没有消除货币供应量过大的症结

津巴布韦元恐怕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货币了：从2.5亿元面值的钞票（5月5日发行）到5亿元（5月15日发行）的仅用了10天，而从5亿元到1000亿元（7月21日发行）仅用了两个月零6天。还没等全世界对这张古往今来地球上最大面值货币啧啧惊叹几声，7月30日，津巴布韦中央储备银行行长戈诺（Gideon Gono）便庄严宣布，津巴布韦币制又改了：自8月1日起，津巴布韦货币后面将“抹去15个零”，也就是100亿津巴布韦元，兑换1津巴布韦新元。

值得注意的是，戈诺使用了“回归”而不是“改制”的词汇来形容这次货币大变局，也就是说，津巴布韦央行承认，两块面包标价1元，显然比标价100亿元体面得多（7月初的数据）。

这次变大为小的新币改，上距1000亿元巨钞发行不过10天，事实上早在26日，币改的口风已从中储行传出。据称这次币改系中储行向政府提出的建议，目的在于“解决该国在货币、金融、统计方面的困难”，津巴布韦官方报纸《哈拉雷先驱报》则称，这是政府应对和解决高达2200000%的通涨的有力措施。

的确，津巴布韦的通涨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2000年，该国年通胀率为55%，2001年为112.1%，2002年猛增至198.93%，2003年598.75%，2004年132.75%，2005年585.84%，2006年1281.11%，2007年66212.3%，除2004年因货币改革一度让通涨率回头外，几乎是年年加码，且越来越呈无法控制的态势。

巨额通涨成因固然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仍是内因，是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经济凋敝、供应量不足，和错误限价政策所导致的黑市猖獗，据《津巴布韦独立报》7月31日报道，至7月15日，津巴布韦政府的国内债务已高达790.6万亿津巴布韦元（旧币），4个月内上涨了7417.5%，与此同时，外债为4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算很高，但这更多应归结于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或因制裁、或因惧怕风险，而纷纷绕津巴布韦而过，而非政府控制有方。年初穆加贝政府制定了发行2150万美元1年期国债的政策，以应付手头拮据，然而这些钱对津巴布韦的经济颓势如杯水车薪，却反过来加剧了政府的债务危机。

不仅如此，由于经济凋敝，工厂、公司大量倒闭，失业率高达80%，政府税收收入锐减，不得不采用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办法饮鸩止渴，据《津巴布韦独立报》报道援引当地分析，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可能高达600000%。

显然，如果经济和财政的颓势不改，市场和商品供应的死局难破，高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未除，津巴布韦的通涨就难有刹车的一天。抹去15个零只不过是一个不算高明的街头魔术，既不能改变市场供应不足的现状，也没有消除货币供应量过大的症结，这样的“回归”或“改制”充其量只是让统计部门少了很多因“丢零”所造成的失误，让售货员省却数钱的烦恼，让领薪者不至于再手抱肩扛地领薪水、买柴米油盐，却丝毫无助于改变经济的颓势，更无助于改变津巴布韦人的命运：这个曾是世界上“亿万富翁”最多的国家，在失去了货币上的15个零后，“一掷千亿金”买一块面包的少了，但人们还是很难对其手里的钱抱持信心：2006年，津巴布韦央行曾以同样理由，抹去其货币上3个零，但“缩水”了的货币不到一年时间就再度膨胀，并最终创出世界纪录——要知道，如今的通涨率，可是上一次的1717倍之多。